寫給羅敏們的高利貸簡史：一部收割與被收割的血淚史

今天語境下的高利貸，與古代的高利貸差別很大。如今，高利貸在實際上與次級貸款和普惠金融等詞語緊密聯系在一起，成為主流金融體系之外的重要補充。

在現代金融體系沒有形成的時候，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，因此高利貸是一種主要的信貸手段，市場化的低利率借貸很少見。

在歐洲，受宗教因素影響，高利貸歷史就是一部猶太人的血淚史，猶太人幾乎成為高利貸者的代名詞，充滿悲劇色彩；在中國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對高利貸的態(tài)度相對寬容，許多地主階級就是高利貸者，有些朝代的政府則直接從事高利貸業(yè)務，不過在重農抑商的背景下，高利貸經常被打壓。

即便在今天，越是金融不發(fā)達的地方，高利貸生長的土壤就越肥沃，因為人們無法通過更好的渠道獲得融資，這正是高利貸的合理性之所在。

盡管如此，高利貸終究無法超越社會倫理道德而存在。我們既不能以道德扼殺高利貸的合理性，也不能以純粹的商業(yè)邏輯美化高利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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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高利貸歷史：猶太人血淚史

宗教在歐洲歷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。古羅馬并不禁止高利貸，不過在基督教興起之后，高利貸成為基督徒必須遵守的禁令。

從公元4世紀開始，基督徒神職人員被禁止放高利貸；到7世紀，禁止放高利貸的禁令，擴大到在俗的普通教徒；公元800年，教會在查理曼大帝的統(tǒng)治下將高利貸禁令擴大到所有人。

1139年，在羅馬教皇英諾森二世任內，第二次拉特蘭大公會議明確規(guī)定：“放高利貸者，將終身蒙羞，除非悔改，否則死后不得按教友——基督徒的葬禮入葬?！?179年，第三次拉特蘭大公會議規(guī)定，放高利貸者將被逐出教會。

根據原教旨，基督徒無法從事信貸行業(yè)，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不受此約束，加之他們在歐洲備受排擠，無法擁有土地，許多行業(yè)都被禁止進入，最終金融幾乎成為猶太人的專屬職業(yè)。

薩羅·巴倫及合著者1975年出版的《猶太經濟史》一書中說：“從比利牛斯山到蘇格蘭，從大西洋(600558,股吧)到易北河，這中間各地的猶太人，大都是靠放高利貸生活的，從12世紀到15世紀都是這樣的?！?/P>

猶太人的信貸業(yè)務為什么會變成真正的高利貸呢？因為這項業(yè)務實際上被當權者用來壓榨居民，猶太人放貸收貸，國王再向猶太人課以重稅。國王經常拿走利潤的大頭，而猶太人不過是取蠅頭小利。

《猶太經濟史》寫道：“基督教統(tǒng)治者一向把猶太人當作其高利貸的代理人，他們從猶太人身上拿走大筆高利貸收入，然后，他們又時常宣布，對個別或者所有的猶太人的債務實行延期償還。”

在整個歐洲，猶太人經常因為各種名目被起訴，課以巨額罰款，或者沒收財產，驅逐出境。如果公眾對猶太借貸者的仇恨沸騰起來，基督教的國王又會出賣猶太人，讓暴民攻擊他們。

12世紀中葉，英國規(guī)定猶太人的每筆貸款必須交10%的稅，而猶太人遺產的1/3要交給國庫。法律以外，還無休止地對猶太人進行敲詐勒索。

1298年，法國洛林的猶太人被控偷走了獻祭用的圣餅，玷污了圣餅，因為這種莫須有的罪名，140個猶太定居點被洗劫，猶太人被驅逐和屠殺。

1348年，歐洲流行黑死病，基督徒也歸咎于猶太人，以此為由洗劫燒毀了350個猶太定居區(qū)，很多猶太人喪生火海。

1391年，西班牙的猶太人被洗劫，官方宣布他們喪失一切經濟權利，勒令他們皈依天主教，否則死路一條；皈依之后的猶太人又被視為異端，僅僅15世紀西班牙的宗教審判所，就判了3萬猶太人死刑，40萬猶太人坐牢。

1492年，西班牙又以“建立一個真正的天主教王國”為由，驅逐了境內全部猶太人。

中世紀詩人但丁筆下的《神曲·地獄篇》，放高利貸者不僅作為罪人被打入地獄，而且是與犯淫邪雞奸罪的人待在地獄的“同一環(huán)”。

在莎士比亞的《威尼斯商人》中，猶太人夏洛特的設定是完全的反面人物，盡管如此，這部作品通過夏洛特之口揭露了歷史真相：“他（安東尼奧）罵我是異教徒……曾經羞辱我，奪取我?guī)资f塊錢的生意，譏笑我的虧損，又挖苦我的富余，侮辱我的民族，破壞我的買賣，離間我的朋友，煽動我的仇敵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只是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?！?/P>

高利貸歷史的轉折，始于16世紀。法國著名宗教改革家約翰·加爾文提出，《圣經》并不禁止高利貸，自然法允許高利貸，放債是提供幫助，任何勞動都應得到報酬；并呼吁“不要讓錢閑著，讓它生利”。

隨著宗教改革的深入，荷蘭、英國先后將高利貸禁令廢除。在威尼斯這類自由商貿的城邦國家，高利貸變得普遍起來。在此基礎上，現代金融業(yè)開始萌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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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高利貸歷史：打擊高利貸是政治傳統(tǒng)

與歐洲中世紀不一樣的是，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過將高利貸視為非法，但是在重農抑商的政策基調下，打擊高利貸依然是一種政治傳統(tǒng)。

這是因為，高利貸的過度擴張，往往會加劇土地兼并，影響政治穩(wěn)定——受高利貸迫害的貧下中農，被迫將土地交出去，在削弱中央政府財權的同時，還制造出大量流民。

在我國春秋時期，就出現了以貨幣為對象的高利貸。據《管子》記載，春秋時期齊國西部谷物借貸的半年利率甚至高達100%，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貸利率也達到20%。

戰(zhàn)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，在其封邑薛地放債取息，作為奉養(yǎng)三千門客的財源。有一年，薛地歉收，很多人沒交利息，他派人催收，仍“得息錢十萬”，可見放債規(guī)模已經相當之大。

《史記》記載，景帝三年，為平定諸侯叛亂，需要大量經費，漢朝將領向商人借高利貸。一位母顏氏愿貸款給官府，但要求10倍利息，結果三個月后吳楚之亂得到平定，母顏氏如期收回了本金和利息，一舉成為長安巨富。

不過，自商鞅變法以來，重農抑商成為歷代統(tǒng)治者的國策：以農業(yè)為“本業(yè)”，以商業(yè)為“末業(yè)”，限制商人經營的范圍，重征商稅。

西漢末年，王莽變法，為了抑制高利貸，推出“五均賒貸”。賒是借錢給城市居民作非生產性的消費，如祭祀喪葬的用費，不收利息，短期即還；貸是借錢給小工商業(yè)者作資金，期限較長，按借款者的純利潤額收取年利十分之一（一說是月息3%，即年利36%）。

唐朝末年，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控制嶺南，在廣州大肆濫殺無辜，包括阿拉伯、猶太、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在內被殺者有12萬。一種說法是，這些外國商人勾結唐官府，依勢放高利貸，引起民憤。

在佛教歷史上，出現過“三武一宗滅佛”，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、北周武帝滅佛、唐武宗滅佛與后周世宗滅佛。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佛教勢力及寺院經濟膨脹威脅到世俗統(tǒng)治，而寺院經濟靠的是向農民收地租以及發(fā)放高利貸。

北宋時期，王安石變法，推出“青苗法”，將官方儲糧折算為本錢，以20%的利率貸給農民、城市手工業(yè)者，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盤剝的現象，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。但青苗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，變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的苛政，后來被停止執(zhí)行。

元代時期，蒙古貴族被明令禁止直接經商，他們通過代理階層（斡脫商人集團）發(fā)放高利貸，年息百分之百，次年轉息為本，本再生息，時稱“羊羔利”、“羊羔息”。后來元朝政府設立斡脫所，管理和約束斡脫商人經營商業(yè)和放債謀利諸事。

到明清時期，典當行、錢莊、票號等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機構逐漸發(fā)展成熟，信貸市場更為興盛；清朝末年，銀行正式被引入國內，開啟了中國的現代金融發(fā)展之路。

新中國建立后，政府對高利貸的態(tài)度從最初的鼓勵走向整頓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，高利貸幾乎消失了。

1952年1月，中共中央東北局發(fā)出指示認為，農村高利貸破壞農村經濟的發(fā)展，促使階級分化，是非法的，應予以打擊、取締，爭取在兩年內消滅農村高利貸。

1953年底“過渡時期總路線”公布，要求推進農村合作化，發(fā)展農村信用合作社。此后，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建立農村信用合作社，同時由原本鼓勵自由借貸轉變?yōu)椤芭薪栀J自由，取代私人借貸”。

改革開放后，民間借貸逐漸恢復，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都處于地下狀態(tài)。在溫州，由于高利潤的誘惑以及政府管控的缺失，民間集資組織“抬會”盛行，最終在80年代中后期爆發(fā)了危機。據稱，“短短3個月中，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，200人潛逃，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，8萬多戶家庭破產”。

當年最負盛名的“抬會”會主鄭樂芬，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決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盡管鄭樂芬在民間和法律界倍受同情，1991年，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，鄭樂芬以投機倒把罪被執(zhí)行槍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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